谈张爱玲:她算是一个“汉奸文人”吗?

书画时报 2019-07-21

张爱玲,是晚近三十年被归类为“现代伟大作家”行列的人物,也一直是我们不求甚解的文青大队最追捧的女神。

张爱玲真是一个“汉奸文人”吗?大家评评理!

人说这是“张爱玲现象”,我直说这是“怪现状”:真文艺饱学的人少,装逼份子太多,一哄而上都当起张爱玲粉丝来了,不管读得懂或读不懂的都去掺和,清水也给搅浑了。这些年,张的书,竭泽而渔地出;由她改编的影视剧,不厌其烦地翻拍。前几日,连坐拥1400万粉丝的名伶马思纯,都要蹭她热度,标榜文化——尽管闹了一场笑话。

但是,有关张爱玲,确实是有一桩她生平争议最大的问题,相当程度上是被大众合谋、默契地冷处理的,那就是她曾经的“汉奸”身份问题。


在解放之后,至1980年代海外学者夏志清的《中国现代小说史》一书为张爱玲“翻案”之前,与张爱玲同时期的人们,但凡知道张爱玲这个名号的,大体都会认定她是一个“文化汉奸”,最起码也是“附逆文人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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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当然不是血口喷人。张爱玲的“汉奸”身份,官家是给过“认证”的。最确凿的“证明文件”,是当时的重庆《新华日报》在1945年9月2日后陆续公布的《上海文化汉奸》的名单。这份名单中,第一名是我们熟悉的周作人,第六名是后来照样名利亨通的大画家刘海粟,而作为“补遗”存在的,张爱玲小姐赫然在列。所谓“补遗”,差不多就是“补录”,等于说你的过错不大,不是失其本心的“无耻之尤”,但是你依然有变节和背叛祖国的性质,所以要记录在案,公之于众,以儆效尤。

这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,如今的“张迷”们讳莫如深,并有意将她打造为完全淡漠于世事、人情、利益、政治之外的白莲花形象。但对老辈中国文化人来说,张爱玲的“附逆”历史基本就是个常识。也所以,与张爱玲交往密切的老作家柯灵在早期《遥寄张爱玲》中,会意有所指地说“抗战胜利初期对她喧闹时的指责”;

也所以,当抗战胜利60周年之际,听闻有些人要隆重开办国际讨论会纪念张爱玲时,已经90高龄的作家何满子会悲愤难言,认为在“全国人民正以爱国主义的热情纪念这一洗雪了民族百年耻辱”的时刻去大张旗鼓吹捧一个汉奸,“俨然将这汉奸当作伟人来供奉了”,是咄咄怪事,是对中国人民“爱国主义精神的挑衅、对民族气节的嘲弄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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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图:1943年张爱玲与影星、后以汉奸罪被捕的李香兰合影)

可以说,对张爱玲为人为文的评价如何、观感如何,我们都可以暂且不论。单就事实来说话,只从“民族大义”的层面而言,张爱玲确实是大节有亏的。往大了讲,在民族肆虐多少有负于国家人民。

因为即便是汪精卫、周作人,他们后来“落水”,都是经历过暗杀之后的事,都还有受胁迫的因素在。而张爱玲的“黑化”,虽不能说迎合,但是也有主动的成分在的。


“宁为太平犬莫作乱离人”。人在国破家亡之际的乱世,人品、操守、德行需要经受最严酷的考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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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本侵华期间,如张爱玲一类的落水文人,并不乏人,但基本都是为了生存。出名的如周邵、周作人那些人,文弱书生,谋生无术,一家老小要赖其活命,总不能全家系脖子见上帝。不得已应付,配合写写文章、开开会议是有的,是“苟全性命于乱世”,虽然得了一顶“汉奸文人”的帽子,但是要干坏事,也是坚持底线,总之属于不得已而然,有错,但国事糜烂至此,也无力要求一介国民“一肩担尽古今愁”吧。所以,这些人在抗战胜利后也能让人同情。像名词人龙榆生,曾在汪伪政权坐到了立法委员的尊位,但是视民族气节高于一切的陈寅恪没有嫌弃过他,在书信中还对他多有劝勉。

张爱玲的落水,不同在于,自始至终都不是出于生计之忧,也没有受迫之虑,多少是一种主动的选择,过后也未曾表示过一丝悔意。 而她会有如此的安然,我的简单理解,最核心的原因,除了她一贯对什么家国情怀一类很淡漠之外,当然还在于她“爱上了一个不该爱的人”——时任汪伪政权中选部次长等高官职务的大汉奸胡兰成。

张爱玲真正的文学生涯其实只有两年,也就是上海沦陷时的1943年到1945年。所以柯灵会说,“上海沦陷,才给了她机会”。正是在日本人统治时期的上海,张爱玲凭借《古今》、《杂志》、《天地》等“汉奸”刊物才大出风头的,据现在还存留的一些材料,可证她还参加不少亲日性质的文化活动,像1945年7月21日“纳凉会”、1944年11月12日所谓的“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”等等;当然更为严重的指控,来自她与汉奸胡兰成的夫妻关系。可以说,在整个敌伪时期,张爱玲一面走俏于上海滩敌伪统治下的文坛,另一方面则陪着胡氏周旋于周佛海、林柏生等汉奸头目之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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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图:1945年抗战胜利前后当时一些报刊有关张爱玲的部分报道)

从张爱玲的作品、思想及行为来看,抗战后将她列入“汉奸文人”不算冤枉她。 小说《色·戒》就有她自己那个时候的影子在。而且,涉猎过现代文史的朋友也会知道,即便是在1945年前后,已经有两本讲女汉奸罪行的书,即《女汉奸丑史》与《女汉奸脸谱》(1945年9月——1949年5月刊行),把张与陈璧君、莫国康(陈公博情妇)、佘爱珍(吴四宝之妻,后与胡兰成同居)及李香兰相提并论为“四大无耻之尤汉奸妾妇”。

新中国成立后,张爱玲没有淹留大陆,没有定居香港,也没有远走台湾,而是像只惊弓之鸟,远走高飞,老死美国。这个中的原因也是不言而喻的。


今天元旦,普天同庆。坐冷屋中,敲击键盘,重提张爱玲这段渐行渐远的“文化汉奸”,当然意图不在攻击或否定其人其文——她的散文我其实是深爱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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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图:改编自张爱玲小说并以“张胡之恋”为原型的电影《色戒》)

我说这些闲话的起因,不过是看到明星马思纯借重张爱玲引发讪笑的这个新闻,就想到据实说几句实话。因为,我想,如今的“张爱玲热”无远弗届,添几句不合时宜的杂音也是需要的,不管是真张迷还是假张迷,都有必要知道他们所热捧的“女神”另外一些真实面相。而在太平盛世的元旦欢歌中,旧事重提彰微谴恶,多少也有慎终追远的意味吧。

其实,我自己的看法,其实也有点矛盾。一方面,张爱玲即便是“文化汉奸”,个人情感上我对她也深有同情:作为风尘中的弱女子,她所想要保持的,不过就是些也许她自己都弄不大明白的一份金沙金粉的个人主义。她在上海沦陷期间,既非汉奸政权骨干分子,也非时之伪文坛的当权派,据说也从未拿过伪政权的津贴,她的作品也不见有鼓吹侵略的记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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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图:张爱玲青年、晚年的“对照记”)

她至多,也只是“商女不知亡国恨,隔岸尤唱后庭花”一类人。民族大义淡漠,但不是坏人,更没作恶。木心说,四十年后,他到了海外,不其然而然地逐一知悉,当年那些落水“文坛蜉蝣”皆有恙无恙地存在,但都“易名改姓久矣”,唯有张爱玲仍然姓张名爱玲,足见其果敢和不悔之意。

但另一方面,我的主张也很简单:“不以人废言”没错,但我们同时也需要“知人论世”,还原事实。国人思想的泛政治化和泛道德化固然是顽疾,但是历史事实和民族底线就不需要去坚持和维护了吗?所有读者大概都会承认张爱玲是善文者,有那么一种蚀骨销魂的韵致,但是假如仅仅因为她”善文“,就可以无视她过去的“劣迹”,不也是堕入历史虚无和记述的精神分裂之中了吗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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比如, 历史上有不少或大奸大恶者,或首鼠两端者,如秦桧、严嵩、阮大诚,包括后来的汪精卫、梁鸿志、王揖唐这帮人,据说都做得一手好文章,难道可以仅仅有什么“其人可废,其文却不可因人而废”的妙论保驾护航,就可以不计前嫌甚至捧为国宝了么? 难道活该秦桧们倒霉,谁让他们生不逢时吗?

倘若真的都是如此作论,严重地讲,我们在宽恕且吹捧出张爱玲这么一个伟大女作家的同时,也让历史的是非观念喂狗了。

2019,1,1,午后闲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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